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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20 15:31 来源:西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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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展馆南里10号楼:那些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完了

对于缺乏专业知识的普通群众来说,难免容易上当,白花冤枉钱。

2018-10-2008:25:44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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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右)与友人在农展馆南里10号大楼前

作者(右)与时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从维熙在一起

作家琼瑶到访作家出版社(左为作者)

◎石湾(作者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四人帮”垮台之后,1978年1月,中宣部建议经党中央批准,成立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的筹备小组。当周扬、夏衍、林默涵、陈荒煤、张光年等授命恢复中国文联及其各个协会建制时,因旧“文联大楼”已在“文革”中归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使用,竟找不到一处办公场所了。不得已,只得在沙滩北街2号原《红旗》杂志社的大院里,搭起了几排木板房(俗称“抗震棚”),作为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临时的办公用房。

中国作协虽说是隶属中国文联的一个团体会员,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定为和中国文联并列的正部级单位。两个正部级机构不得已挤在抗震棚里开展工作自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2018-10-20至11月16日顺利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之后,中国文联党组和中国作协党组就联合向党中央呈送了关于兴建中国文联大楼的报告。报告很快就得到批复,并在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谷牧等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1986年底,中国文联大楼终于在农展馆南里10号落成。除16层主楼外,还在主楼的北侧和东北侧,分别盖了一个剧场式的大礼堂和一座用作招待所、食堂的5层楼。

然而,计划总是跟不上变化,自改革开放年代到来之后,七八年间文艺事业大发展,文艺队伍也迅速壮大,这座新的文联大楼已远远不够用了。经过充分的研究、协商,决定中国文联机关和中国作协机关都暂不进驻中国文联大楼,而是让文联下属的几个较小的协会,即音协、美协、杂协、民协、曲协和新成立的书法家协会、电视家协会及中国文联出版社进驻,中国作协则是先让下属的几个主要的报刊社,即作家出版社、文艺报社、人民文学杂志社、诗刊社搬入。其时,我在作家出版社任第一编辑室主任,因我社于1986年初搬出抗震棚后,已在宝钞胡同和新源里临时租房打了一年游击,听到进驻新文联大楼消息自然很是兴奋,同事们也无不欢欣鼓舞,一致认为作协党组的这一决定实在是太得民心了!

记得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在宣布这一决定时说:“四个主要报刊社,虽说是作协的二级单位,但都是作协的门面,文学工作的一线。让作协机关的同志在抗震栅再坚守一段时间,也就便于向中央申请再盖新楼。假如先让作协机关和文联机关先搬进去的话,将来让二级单位申请盖楼,怕就不那么容易了。”唐达成是1984年底在召开第四次作代会时接任张光年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接任冯牧担任党组副书记的是天津作家鲍昌。大会期间,他俩在京西宾馆居然和普通代表一样,合住一个标准间。安排住单间、套间的老作家和各省代表团团长们得知后,都觉得很过意不去。

这次,他俩又决定继续在抗震棚里坚守,更令作协系统的干部群众钦佩和感动。鲍昌是文学界出了名的“拼命三郎”,他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下放农村劳动多年,平反复出后除担任繁重的领导工作外,在文学上又理论和创作左右开弓,成果丰硕。最终因积劳成疾,于1989年2月遽然病逝,年仅59岁。也就是说,他最后的办公室依然是在抗震棚里。也曾打成“右派分子”的唐达成经历同样坎坷,从1979年平反改正回《文艺报》任主编,到辞去作协党组书记职务,一直在抗震棚里辛勤工作。他在任时申报的中国作协大楼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分别在朝阳区的东土城和芍药居落成。

作家出版社的艰苦创业

作家出版社建于1953年,但因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冯雪峰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作家出版社就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经营行转,而没有形成独立建制。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作协浴火重生后,才决定将作家出版社收回自办,因此,与其说是恢复建制,不如说是从头开始艰苦创业。恢复建制时,由作协秘书长张僖兼任社长,文联副秘书长江晓天兼任总编辑。1984年我由《新观察》杂志调入作家出版社之前,就向江晓天提出建议,先办大型文学双月刊《中国作家》,树立旗帜,形成自己的作家队伍,然后开展图书出版业务。《中国作家》创刊一年后,作家出版社领导班子调整,新晋作协党组成员从维熙出任总编辑,龙世煇、房树民、亚芳任副总编辑。从维熙到任后,就招兵买马,除健全总编室、行政办公室外,新组建了三个图书编辑室、美编室、校对科和出版发行部。我也正是在那时从《中国作家》编辑部调出,当了第一编辑室主任,开始策划和编辑当代小说文库和“文学新星”丛书。

中国作协在文联大楼里的用房仅占三层半。其中,作家出版社在4楼,文艺报在6楼,人民文学和诗刊除合用5楼外,还分别在7楼和1楼有两间办公室。尽管比起原先的抗震棚和临时租用的房子硬件大为改善,但依然感到有些逼仄。

现在说起来,可能有些年轻人都不会相信,我社刚搬进文联大楼时,三位副总编都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当时三个副总编是一人分管一个编辑室。分管第一(小说)编辑室的龙世煇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过来的,他早在50年代就是享誉文坛,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是他一字一句改出来的,因此有人将他列为京城名编之首;分管第二(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艺理论)编辑室的房树民来自中国青年报社,他在60年代采写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几乎家喻户晓,是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分管第三(通俗文学、儿童文学、外国文学)编辑室的亚方,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48年参加革命,原任天津新蕾出版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长、副总编,系随其丈夫鲍昌奉调来京。

他们仨的办公桌就分别安放在一、二编室。当时,数第一编辑室人数最多,连我在内,9个编辑,加上龙世煇,10个人挤在401套间里办公。龙世煇在里间,我在外间,若要说与普通编辑的差别,只是龙世煇和我用的是两头沉的三屉桌,而编辑们用的只是两屉桌而已。

搬入文联大楼之前,正值创作喷发期的从维熙因不坐班而在作家出版社没设办公室。搬入文联大楼之后,他虽依然不坐班,但有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他家就在团结湖,离文联大楼也就一站多路,每当他写作累了,出门散步透透空气,就溜达或骑着自行车到文联大楼来了。不是到各科室转转,就是找编辑到他办公室聊聊天。

每周例行的社委会或选题论证会,也都由他召集。当时出版社没有专门的会议室,他的办公室,也就兼做了出版社的小型会议室。偶尔开全社大会时,除他的办公室坐满人外,门外的走道也坐满了人,他就站在他办公室门口传达上级的文件或指示,即兴讲话。凭着他当时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作品的影响力,他在出版社的威信很高,几乎是一言九鼎,全社职工都听从他的指挥调遣,齐心合力,风生水起,发货码洋急速攀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与日俱增!

因办公用房依然不够用,发行科只得租用白家庄小学操场边的一排小平房办公室。一编室编发的长篇小说《感情的历程》(张贤亮)、《浮躁》(贾平凹)、《隐形伴侣》(张抗抗)、《金牧场》(张承志),阿城、莫言、刘索拉、刘震云、阿来、迟子建等“文学新星”的第一个中短篇小说集,二编室编发的《五人诗选》(舒婷、北岛、顾城、杨炼、欧阳江河)、《蒲桥集》(汪曾祺)、《历代诗词名句辞典》,三编室编发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米兰昆得拉)及琼瑶的言情小说系列都十分畅销,尤其是琼瑶的小说,每本发行量都在几十万册之上,最高的竟超过百万册,以至于发行部不得不雇临时工来打包发货。

从维熙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决定出版社的全体员工,由他打头,下班后轮流到白家庄小学的平房书库加班打包,协助发行部向各地新华书店发货。他在1957年错划为右派后,曾在劳改农场干过多年苦力,干起打包的活来,动作娴熟利索,权当是写作之余换换脑子,是一种精神调节,与下属们打成一片,每每干得热火朝天。那是计划经济年代,经济效益不与员工的工资挂钩,他就想办法,给本社员工发加班费,等于是每月给大家涨了几级工资,大快人心。而他自己则分文不取,戏言:“大伙儿是加班,而我是‘补班’。”

其实,从维熙虽平时不坐班,但他作为总编辑,每天都与各编室保持热线联系,从而运筹帷幄,总揽全局。因此在我看来,有他这样著名的一线作家当总编辑正是作家出版社的优势所在。那时候,我社编辑与兄弟出版社争抢作家同一部书稿的事件屡见不鲜,逢有这样的难题,只要请他亲自出面,一个电话打过去,我社编辑就会得胜回朝。更有多位作家的长篇新作,本是他自约的稿。可以说,从搬进文联大楼之后,作家出版社经过短短两三年的艰苦创业,就取得了辉煌的业绩,成了作家和广大读者心目中一块耀眼的金字招牌。

《作家文摘》的白手起家

在1992年9月,经过我一年多的奔走,国家新闻出版署终于批准了作家出版社创办《作家文摘》的申请报告。当时,作家出版社总编辑由作协党组副书记玛拉沁夫兼任,主持常务工作的,是刚由西藏调来的副总编辑秦文玉。秦文玉是我江苏老乡,因他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作为他们那一届的党支部书记,曾来找我洽谈过为他班上几位学员作品的出版事宜,有过愉快的合作。1986年又一起参加过在厦门召开的全国长篇小说座谈会,所以对我比较了解。他到任后,在重组出版社领导班子时,就提议将我升为副总编辑。谁知在考核、审议、申报等组织程序都履行完之后,因有人突然诬告我而搁浅,我便成了一个突然被“挂”起来的干部。

玛拉沁夫打电话给我说:“你的职务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但你不能赋闲。前年作协的《小说选刊》、《文学四季》和《散文世界》被新闻出版署砍掉了,现在要恢复不大可能,但作家出版社作为国家级的出版社还是应该有一个刊物。你着手起草一个《文学选刊》的申办报告,参与到新刊的筹办工作中去吧!”与此同时,作协的中华文学基金会向新闻出版署递交了《环球企业家》的申办报告,而新闻出版署当时明文规定,一个部级单位一年只能申办一个刊物。于是,僵持了一年,《文学选刊》和《环球企业家》均未能获批。

后来,新闻出版署报纸司司长梁衡对我说,你若改办报纸,马上就可批给你报号。我说好呀,并当即提议改办《作家文摘》。未料,作协党组在发文任命秦文玉任《作家文摘》主编、我任《作家文摘》副主编时,在我的名字后面的括号内,特意注明了三个字:“正处级”。这在作协所有报刊社中是一个特例,对此不公正的待遇,我当然不能接受。明确表态:“我赋闲无妨,你们可另请高明。”在此关头,秦文玉表现出了他的高姿态:“出版社这一摊已让我忙得焦头烂额,哪还顾得上办《作家文摘》?我这主编是挂个空名,实际工作得由你全权负责。”他说到做到,在《作家文摘》报社履行工商登记手续时,将我定作了“法人代表”。在此情况下,我不得不挑起了创办《作家文摘》的重任。

2007年,我的年轻同事杨葵在《读库》丛刊上发表了这样一段回忆文字:

1992年底,作家社拿到了一个刊号,准备出版《作家文摘》周报。石湾主动请命,组班子筹备。当时正逢报界那场著名的周末版大战,各类小报如雨后春笋,都要赶在新年初遍地开花,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业内同行和社内同事,都对尚未诞生的《作家文摘》不抱指望,社里开大会讨论到这项内容,众口一词都在推测,一年要赔多少钱进去。石湾老师不畏人言,顶着众说纷纭,塌下心,憋股劲,起早贪黑干上了。我有幸被石湾挑中,作为报社唯一的编辑,参与筹备。

石湾老师、主任、财务、印制加上我,五个人只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开办费五万元,石湾带着我们逆风飞扬。那是我在文联大楼十几年中最苦最累的一段时间,每天早上六点起床,骑五十分钟的车到文联大楼,晚上常常九点才能离开办公室。也奇怪了,一点不觉得累。想来原因有二,一是石湾来得比我们还早,走得比我们还晚,我要再抱怨,真说不过去;二是发现跟着石湾,真能学到好多东西,我几乎是贪婪地从他身上掘取财富,一天都不想落下。

《作家文摘》一上市即博得满堂彩,出到第五期,销售量已有二十五万。一切闲言碎语,一切质疑讽刺,全都不攻自破。那段时间石湾老师心情不错,经常听他开怀大笑,笑声响彻楼道。

杨葵在《作家文摘》只干了一个多月,实在太辛苦,就回出版社第一编辑室当不用坐班的小说编辑去了。他有所不知,上文中提及的“开办费五万元”,其实是借来的。开初,玛拉沁夫提议,作家出版社拨给《作家文摘》25万元开办费。但在社委会开会讨论时,竟否决了玛拉沁夫的意见,通知我说:“《作家文摘》将来自负盈亏。暂借5万元作为银行开户资金,建立账号后实行独立核算。”这就是说,《作家文摘》只得白手起家。

天无绝人之路。我采用的途径是“借米下锅”:从试刊号起,《作家文摘》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版印刷,纸张亦先由其垫支。而《作家文摘》当年未赶上办邮发手续,全靠报摊零售,试刊号首印6万份,上摊后当天即一销而空。两个报贩子闻讯赶来,拍下现款,要我加印12万份。由此,《作家文摘》就由18万份起步,到一个月后与人民日报印刷厂结账时,账号上就有大笔盈余了。一个季度后,也就把开账户时所借的5万元还给了出版社。

见此兴旺态势,秦文玉喜出望外,为了勉励我,特意安排我于6月末去北戴河休假。而此时,他则出差去了福建。未料他在福州出了车祸,竟英年早逝。这样,我就成了《作家文摘》名副其实的“老板”,便甩开膀子大干了起来。1997年末,经作协群众一致推举,我在副局级干部公开竞聘中胜出,调离《作家文摘》,就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至此,我主持《作家文摘》工作5年,共创造税后利润2000万元,是中国作协乃至全国唯一家盈利的文艺类报纸,荣获了“全国最受读者欢迎的优秀报刊”光荣称号。

我是2004年7月退休离开中国文联大楼的。就在我退休后不久,中国文艺家之家在北沙滩1号落成,中国音协、美协、杂协、民协、曲协、书协和视协,全都由农展馆南里10号搬出,入驻中国文艺家之家,与中国文联机关合署办公。文联所属各协会迁走之后,余下各单位也临时搬出,农展馆南里10号大楼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整体翻修。翻修一新后,《中国作家》、《小说选刊》、《长篇小说选刊》、《民族文学》、《校园文学》及中国作家网一举进入,大楼即易名为“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大楼”。也就是说,这属于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大楼,已由以中国文联所属单位为主,改为以中国作协所属单位为主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农展馆南里10号大楼启用31年来,文艺界已经历了多番新老交替,薪火相传,出了多少优秀人才和优秀作品啊!

除中国作协的四家报刊社外,1987年进驻农展馆南里10号大楼的还有中国文联出版社和《华人世界》《当代电视》《杂技与魔术》《中国书法》《缤纷》《民间文学》《民间文化论坛》《舞蹈》《曲艺》《美术》《音乐创作》《儿童音乐》《歌曲》《词刊》《人民音乐》等十余家杂志社。三十年来,这些报刊社不断新老交替,当年二三十岁的普通编辑,先后成长为各报刊社主编、副主编的,少说也有上百人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农展馆南里10号大楼必将造就更多新时代的文艺栋梁。供图/石湾

责任编辑:朱佳琪(EN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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